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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善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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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善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汕头市善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13日,主要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咨询,商品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展示展览服务,庆典礼仪服务,文化传播活动策划,影视策划等。

法定代表人:罗卢金

成立时间:2013-12-13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44050800005251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地址: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月浦中村道侧厂房204号房

柳青简介

  柳青

  1、柳青(1916—1978)(图)

  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他早年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1943年在民脂县一个乡政府任文书,历时3年。抗战胜利后,任大连大众书店主编。解放战争后期,又辗转回陕北深入生活。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副书记,并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文革”期间,遭受“_”残酷迫害,被迫停止工作。1978年6月13日因病逝世。柳青历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柳青是当代著名小说家。他一贯深入生活,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农民中间,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他的小说大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厚,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近几十年历次重大历史时期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其代表作品是《创业史》第一部。由于“_”剥夺了他10多年最宝贵的创作时间,《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未能如愿完成,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地雷》(光华书店1947年2月初版),中篇小说《咬透铁锹》(载《延河》1958年4月号),长篇小说《种谷记》(山东新华书店1950年3月初版)、《铜墙铁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9月初版)、《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第:版,该小说最早在《延河》1959年第4—11期上连载)、《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第:版)、《创业史·第二部下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6月第:版)。

  作品简介

  1929年冬,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J岁的宝娃随寡母逃难到渭南下堡村,被村民梁三收留。于是梁三便娶妻收子,宝娃改名为梁生宝。梁三带领全家人苦熬苦做,想创起一番家业,无奈时年不济,一次·一次以失败告终。土改后,梁三分得了土地,他欣喜若狂,重萌创业雄心,想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养子生宝已长大成人,而且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一心办互助组,张罗集体创业的大事。于是,矛盾和冲突便时时在两代人中间发生。故事一开始,正是1953年春天,这大清早,梁生宝便动身去郭县买稻种,为实行稻麦两熟的计划使互助组多打粮食。梁三对儿子的所做所为十分不满,但又无力劝阻,只好向生宝娘发火。村中的富裕中农郭世宫这天正给新房上梁,梁三和村民前去观看,心中好生羡慕,他觉得这样的发家致富才是正经庄稼人的榜样。村民代表主任郭振山和富农姚士杰原是一时仇人,如今却同为郭世富的座上客,梁三见此景心中不是滋味。此时正当春荒时分,区上号召“活跃借贷”,郭振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想凭借自己在村中的威望发动村中大户拿出余粮借给困难户,不料郭世富等人拒不吐口,郭振山十分尴尬。困难户们也非常失望。土改以后郭振山便一头扎进个人发家致富之中,极少关心群众利益和集体事业,在村民中的威信大大下降。梁生宝一路上省吃俭用从郭县买回稻种,分给众人后,自家的倒不够了,这又使梁三老汉大为不满。村里有个俊俏女子唤改霞,她念过三年初小,土改时和生宝在一起开会学习,彼此产生好感。郭振山常劝改霞到工厂去当工人,为此,改霞心中矛盾,想找机会与生宝好好谈谈,生宝也对改霞有心,只是苦于没机会接近。“活跃借贷”失败以后,村里的困难户就把希望盯在生宝身上,因为生宝的互助组准备进山割竹挣钱,这无疑是一种生产自救的可行之路。他们提出扩大互助组,也跟生宝一起干。出于党员的责任心,生宝应允下来,重新制订了进山计划,并让高增福组织人运扫帚。进山之前,生宝又拿出与供销社订购合同的预支款分给众人做安家费用,一时众人都很兴奋,感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梁三老汉见儿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挑起这么大的事情,心中很是不安,他找卢支书诉说心事,卢支书细细给他做了一番思想工作,老汉心中才踏实一些。生宝进山后,村里有了一些变化。先是郭世富仗着财大气粗从郭县买回的稻种要比生宝买的多一倍。他故意让人敲锣吆喝:“唔——喜愿分百日黄稻种的,都来分啊!不限互助组不互助组……”他要比下梁生宝,在众人心中建立威信。富农姚士杰的女人坐月子,他雇来栓栓媳妇素芳来家做月工,并借机诱奸了她,然后挑唆她勾引生宝,破坏生宝的名誉。互助组的欢喜留下来照看田里的庄稼,上级派来韩技术员指导密植水稻,二人耐心地向群众宣传推广科学育秧,渐渐使恪守旧制的乡民信服。生宝带人进山以后,先扎好茅棚安家,然后做出具体计划分工,劳动进行很顺利,只有栓栓不小心割伤了脚板。生宝便尽心照料他,并提出自己代栓栓干活。他的这种公道能干的品性博得众人的拥戴。栓栓受伤的事被他爹王二直杆得知以后,到生宝家大闹一场,并宣布坚决退组与富农姚士杰搭伙种地,梁大老汉家也接着退了组。这使生宝一行人刚从山里一回来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栓栓、梁大两家一退组,任老四等人也开始动摇,八户之中只剩下生宝、有万、欢喜三户。生宝毫不动摇,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终于使动摇的人稳住了阵脚,同时他又吸收了二户新组员,这一番调整,互助组的力量大大增强。经过一番苦干,到秋天,生宝互助组的密植水稻获得了大丰收,产量比单干户要高一倍。这一成功,使得总路线的意义在蛤蟆滩成了活生生的事实。他们自动向国家出售余粮50石,合1.2万斤。这一下大大促进蛤蟆滩的统购统销工作。郭世富在这场和平竞赛中成了输家,春天的那股神气现在完全收敛了。他病了,虽能下炕,但不出街面。姚士杰则公开顽固反抗统购统销方针,最后受到群众斗争,他不得不低头。郭振山经过党的教育,他的退坡、自发思想有了改变,又重新为集体的事奔波,显示出一个庄稼人卓越的魄力和组织才能。他积极热心地组织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送粮队,欢天喜地去交售余粮。此时,梁生宝、有万和欢喜早到县上互助合作训练班学习去了,经过这次培训,他们回村后便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筹建灯塔农业合作社,梁生宝被推举为社长。梁三老汉在事实面前认识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他开始理解儿子的事业,决心全力支持儿子的工作。这个曾一心向往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的老汉现在成了受人尊敬的灯塔农业社社主任的父亲,他穿着生宝妈为他缝制的新棉袄裤,终于带上生活主人的神气。至于生宝和改霞的恋爱,最终却没有圆满结局。生宝一心办互助组,以至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他与改霞之间缺少沟通,对她考工厂的事产生误会。改霞这边,她细细地考虑了生宝与自己的个性,觉得两个强性子扭在一起有些勉强,再者;论自己的性情也未必能安心做个农家媳妇——每日做饭带娃苦受一辈子。理智战胜了感情,她终于带着几分惆怅离开了下堡村,去参加祖国的工业建设,当了一名工人。

  作品鉴赏

  《创业史》(第一部)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一)反映了深刻广阔的思想内容。这部小说主要描写关中地区一个农村互助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其中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只讲述了一些平凡的“生活的故事”,但却表现了各种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农村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农民唯一出路的重大主题,从而也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对农民命运的深深关切。

  (二)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主人公梁生宝是作家着墨最多、倾注最大热情塑造出来的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形象。作为共产党员,他把党的事业放在首位,甘心情愿去吃苦、去节省每一分钱,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创社会主义大业;作为基层干部,他具有公道、能干的可贵品质,和为集体事业贡献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勤劳纯朴、老实厚道、甚至有些多情善感。这些不同的品格侧面显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使“庄稼人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特有气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梁三老汉是小说塑造得最精彩的形象。这是一个老一辈农民,善良、勤劳、倔强、保守。他由衷地感谢带来土地、带来创业希望的共产党,但又不理解、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思想和性格上充满着种种矛盾。最后,在事实面前,他心悦诚服并愉快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大道。这一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农民在告别封建私有制时在思想和心灵上逐步转变的艰难历程,其中饱合作者对农民的理解和挚爱之情。蛤蟆滩上的“三大能人”的形象也描写得非常生动。这三个人虽都因精明强干被称为“能人”,但由于各人的身份性格不一,“能”的特点就各有千秋:郭振山阳奉阴违、装腔作势;郭世富外善内奸、贪婪狡黠;姚士杰则阴险狠毒、诡计多端。其他人物如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任欢喜、王二直杆、梁大老汉、高增荣、改霞、素芳、生宝妈等都个性鲜明,有血有肉。众多人物几乎包括当时农村社会各个阶段,阶层的典型,组成一个矛盾统一的形象世界。展示出宽广的社会生活画面。

  (三)艺术上成熟,形成独特风格。首先,全书结构严谨细密、匠心独具。开篇用“题叙”提供生活源头,最后有“结尾”承上启下,显示生活的去向,并与下一部相衔接,力图使这部小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产生史诗效果。其次,在形式上,作者往往打破时空限制,巧妙地穿插进人物的历史回忆或对事件及进程的概括综合的叙述。以增加篇幅的生活容量。在艺术描写上,作者既具有细节烘染和心理刻画细致入微之长,又兼擅俯视开阔、气概雄浑之胜。语言洗炼生动又清丽流畅,并富有关中的乡土气息,使小说极富感染力。诚然,这部小说也有明显不足,如情节发展沉滞迟缓,对一些人物的把握不当。尤其是小说在1977年再版时,作者为迎合一时政治需要而进行几处“重要修改”,造成了严重失误。60年代初严家炎曾对梁生宝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提出疑问,文章发表后引起作者和学术界对此展开讨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观念的更新和对历史的反思,也有人认为《创业史》尽管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但也受到了“左”的思潮干扰,应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该书所反映的内容进行重新认识,对书中梁生宝等一系列形象也要重新审视,这些又引起新的争论。

  柳青创作轶事三则

  “原来他是个作家”

  解放初,柳青在皇甫乡安家,群众只知他是柳书记。他刚下来时,穿了件黑呢大衣,戴了个墨镜,凡见人围成一堆,就凑上前去听,但农民一看他这模样,不敢跟他搭言。柳青很懊恼。第二天他就学农民样剃了个光头,又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件黑粗布对襟褂子和一双老棉鱼头布鞋穿上。这下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了,挤在人堆里,人们再也分不清哪个是农民,哪个是柳书记了。

  平时,他对什么事情都极有兴趣。互助组评工、分配活路、开会发言,他用心记;村里人打架骂街、婚丧嫁娶、说长道短,他听得津津有味;逢三、六、九,就戴个草帽、挎上篮子去赶王曲镇的集。什么买卖牲口、倒腾粮食、卖箔子买椽他都饶有兴致,仔细地看人们如何在帽子底下、袖筒里捏码子,如何讲话,有什么表情……一转就是半天。

  没事时,柳青喜欢跟人拉闲话,尤其是爱找王家斌他爹和他妈谈,什么旧社会逃荒要饭、租地押佃,根根底底都问到了。有次过年,天快黑了,他把王家斌和董廷之叫到家里,让马葳炒了几个菜,又拿出瓶酒煞有介事地说:“今天过年,咱不谈工作,专口片闲传。”说完,咧开嘴笑了。

  “都口片些啥?”王家斌问。

  “你就口片小时候如何跟你妈逃荒要饭,如何被你爹引回……”柳青说。

  “我口片些啥?”董廷之问。

  “你就口片此地人情世故,谁家男人爱偷人,谁家媳妇爱嫁汉(偷汉)”。

  于是,他们边吃边谈,整整谈了个通宵。

  后来,《创业史》出版了,柳青用一万元稿费给公社盖了个农机厂,村里人才知道柳青是个作家。王家斌感叹地说:“哟,原来他是个作家,还能写书。这往后咱说话要注意,不然,他可把咱写到书里头!“

  三访模特儿

  有一天,柳青风风火火地来找董廷之。

  “廷之,你把咱乡里作风最坏的女人介绍几个,我要去看看。”柳青说。

  董廷之告诉他一个。柳青非要跟他去看。走到路上,董廷之问:“咱去了见那女人说啥呀?”

  可也是么。柳青搔着脑袋,沉吟半晌说:“他男人做啥呢?”

  “农民么,能做啥?不过,当了个小组长。”

  柳青喜出望外,说:“对,对!就找她男人,说有公事。”

  到了那人家门口,董廷之敲门。女人出来了,风骚得很。董廷之跟她问话,柳青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巧,女人说男人不在家,应酬两句就进去了。二人只得悻悻地回来,走到官渠岸上,柳青忽然收住脚步,说:“不行,咱还得去!我没把这女人走路看清。”

  董廷之说:“你看看,人家说了男人不在,咱再去可咋说?”

  柳青一本正经地教他:“你去了就问她男人哪去了?去干啥?找不着咋办?到哪儿找?……”说完两人折回头又去了。这次总算满了柳青的意。那女人的一颦一笑,忸怩走路的姿势,柳青全记在心里。后来,他们又第三次进这女人家拜访过一次,仔细地听了那女人说话。现在,我们从《创业史》中写得很生动的李翠娥、素芳妈身上便能看出这个女人的影子。

  养鸽子

  皇甫有个二流子,柳青很想了解他的生活,但总囿于身份悬殊不得接近。

  一天,柳青去赶集,猛然瞧见“鸟市”里人欢鸟叫,一片嘈杂。偶然的机缘触发了灵感:“这男人爱玩鸽子,我何不买两只鸽子去接近他。”于是,柳青就买了两只鸽回来了,兴冲冲地拎上鸽笼去找这男人?

  “××,你看我这俩鹁鸽咋样?”

  那男人乜斜着眼,撇了撇嘴:“两头黑,肚子大,飞不快。”

  “这个呢”?柳青谦虚地问。“这个叫‘一点红’,飞得远。”“何以见得?”

  “一点红头小、腿长,像个纺锤,飞起来特别利洒。”

  接着柳青就向他请教如何喂食,一天几次,喂啥最好……两人愉快地攀谈起来。

  这以后,柳青常去他们家,一块放鸽子、拉家常,谈得很融洽。这男人也视柳青为“知己”,无话不说,还私下议论:“哼,别人看不起,柳书记看得起咱!”

  后来,这男人就成了《创业史》中白占魁的模特儿。

  2、柳青

  1952年8月生,汉族,山东莱芜人。197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工学硕士。1968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吉林省建设厅厅长。历任:吉林市江北机械厂子弟学校教师;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工作人员;省计委社会事业处、固定资产投资处工作人员;省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处长;吉林北银投资公司总经理;省工程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主任;省建设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3、柳青

  云南大学软件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理事、云南省计算机学会软件专业委员会委员。 198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云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1993 年 3 月研究生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软件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1985 年留云大计算机系任教后,一直从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1999 年 9 月至 2000 年 9 月被选派到美国伊利诺大学( UIUC )访问学习。 2003 年 11 月调入软件学院工作。 目前为“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参加完成和在研的科研项目 10 余项,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 8 项,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云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云南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皆排名第二)。 历任云南大学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主任,云南大学软件学院党委副书记。 科 研 方 向 : 软件工程、操作系统、编译技术、分布式计算 主 要 论 文 与 论 著 : 1. 分布式实时语言的特征,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6 (3),79~82 2. The Solution of a Few Technical Problems in JAVA Programm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3rd Yunnan University - La Trob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Vol. 1. Kunming : Yunnan University , 1998. 57~60 3. A Study on Data Compression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3rd Yunnan University - La Trob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Vol. 1. Kunming : Yunnan University , 1998. 52~56 4. 基于 Web 服务软件开发过程模型,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03(6),83~86 5. 基于 Linux 的集群及其负载均衡技术,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04 主 讲 课 程 : 操作系统原理与 UNIX 、数据结构、编译技术、软件工程、计算机网络、并行处理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等。

  4、柳青

  字思燕,1920年生,广东潮州人,国画家、擅长山水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原重庆美协名誉理事,重庆嘉陵江书画院名誉院长,重庆中山书画社顾问,泰中艺术家联合会高级顾问,汕头市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

  柳青自幼习染丹青,少年时师从广东著名国画家孙裴谷,毕业于广东省立韩山师范。抗日战争时,从事抗敌救亡美术宣传活动。四十年代在粤、湘、鄂、川、康等地举行个人画展,及在成都、重庆举办“大凉山画纪”个人画展。后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专科部美术组任主任并任教。解放后任重庆美协执行委员。后调入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任美术专业干部美术组长,53年创办“重庆工人画室”从事重庆职工美术活动组织辅导工作为25年,培养众多的业余及专业美术人才,79年退休后,从事国画专业创作及美术社会活动。92年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聘为重庆文史研究馆馆员。

  柳青从事美术工作数十年,在国画创作上既师传统而又不断探索和创新,融汇而有所发展而自成风格。其作品曾在北京、香港、及国内外展出和发表,为国内人士及日本、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泰国、新加坡等国和香港、台湾地区人士广泛收藏。90年代以来,曾在重庆、深圳、汕头、泰国等地举办《柳青国画展》。中国书画家协会授予“亚洲中国华人艺术家荣誉证书”。

  其作品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有《柳青国画集》及《柳青画集》。作品及辞条曾入编《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世界当代著名书画家真迹博览大典》等多种辞书。

  5、柳青

  时代光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特聘培训师,中国第一代专业培训讲师。曾任eNET硅谷动力网络公司培训经理,Nokia中国学院培训讲师,人民大学MBA特邀讲师,DHL中国销售培训经理,吉百利中国培训经理,1995年接受英国国际培训机构TACK首次中国培训讲师认证。

  擅长的培训课程有销售类和技能类培训课程,如专业销售技巧、大客户销售技巧;时间管理、团队建设、沟通技巧等。

  6、柳青(1929.11—)

  四川汉沅人。擅长油画。1949年在四川省艺专学习,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1950年起在部队从事美术工作。历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员、一级画师、中国美协理事。作品《三千里江山》、《锦州城上》等,为军事博物馆收藏并收入《中国美术全集》油画卷;《粥》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泉洋河畔》入选第三届亚洲艺术展。

  7、柳青(1965—)

  黑龙江人。中国女篮优秀运动员,中锋、前锋,身高1.88米。

  原是黑龙江省篮球队队员,弹跳出众,助跑摸高达3.10米,抢篮板球能力强,身体素质好。选入国家队后第1次参加亚洲锦标赛,就获得了“敢斗奖”。1982掉第9届亚洲女篮锦标赛时为中国女篮夺得金杯立下汗马功劳。1983年参加世界女篮锦标赛获第3名。1984年在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上又获铜牌。1986年世界女篮锦标赛上获第5名。第10届亚运会上获冠军。

  1999年被选为新中国篮球运动员50杰之一。

谢国民的人物经历

谢国民是幸运的,从早年开始,他没有像别的

成功人士那样有辛酸的童年,也没有白手起家的艰苦创业史。他是从父亲谢易初手中接过“正大集团”的,那年他刚29岁。

但是,从父亲谢易初那里,他了解到父亲当年创办“正大集团 ”却是经历了一番艰辛的。他的父亲谢易初1896年诞生在广东澄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谢国民的企业家眼光还体现在他对香港作为与大陆的贸易桥梁的认识上。他很早就开始在香港做股票买卖,“正大集团”的股票在香港上市后十分抢手。1989年,他又开始收购香港百货商店,向香港的商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涉足。据透露,谢国民在这些领域中已投资1000多万美元。他已牢牢地占据了香港这个桥头堡。

谢国民1939年生于曼谷,祖籍澄海外砂蓬中乡,他的父亲就是著名旅泰侨商谢易初。谢易初是昔年以8个银元作盘缠只身到泰国谋生的,创办“正大庄”种子店,1953年创办了以经营菜籽和农牧产品为主的“正大集团”。

谢国民在四兄弟中排行老四。小时候,父亲为了让他学习中文,送他回汕头念书。后来他又到香港学习经济管理和商务。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泰国。但父亲没有让他马上进入正大集团,而是吩咐他在其他公司谋职,以积累从商经验。

谢国民先在国营蛋类合作社等单位工作了近5年之久,1963年才到父亲创办的正大集团任职,由于吃苦勤奋,在他身上看不到富家子弟常带有的骄气,却显露出了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和深谋善断的企业家气魄,给父亲留下极佳的印象。

1968年,谢易初把正大集团董事长的大权交给了谢国民,谢国民成了这个集团的掌舵人。

谢国民接任正大集团董事长之后,即表现出一个勇于开拓的进取型企业家的作风。正大集团在他的领导下向农牧工商的方向高速发展。正大集团在世界各地拥有26个饲料厂,年产量250万吨;在泰国有50多家经营饲料的公司,垄断了泰国国内的饲料市场;在东南亚、中国、美国、欧洲及大洋洲共有200多家分公司。

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大陆刚刚开放,谢国民作出了在中国投资这一令世界经济人士震撼的举动。正大集团成了第一个来中国投资的外资集团,也是在中国投资项目最多,投贸额最大的外国公司之一。他与中国合资及独资经营的企业超过70家,范围从初期的饲料加工、摩托车制造发展到房地产、金融及通讯领域。

正大集团由于谢国民的领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说,谢国民的成功是因为他比较聪明地利用了泰国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农业优势。这话一点没错。泰国是一个得天独厚、资源丰富的农业国,农业既是泰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泰国国民经济的优势。

正大集团以农产品加工为起点,就地取材,发挥泰国农业优势,符合泰国国情,有利于泰国的国计民生,可说是在泰国历史的交接点上应运而生。谢国民的“正大”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均取自泰国的农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这样使原料来源有了绝对保证。就地原料价格低廉,加工运输距离短,运费也少,有利于降低成本,减少消费者的负担,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

同时,他所经营的养鸡业、养猪业、蔬菜业、养虾业、养鸭业等,都适应战后泰国和世界各国经济有所发展、人口有所增长后提出改善生活、增加肉食的需求,因此销路畅旺,生产不断扩大,为正大集团由农业集团发展为农牧工商综合集团铺平了道路。泰国的农业资源和农业的优势满足了“正大”成功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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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名人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怎么样

赵尔巽:

第一,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评价很高.例如《曾国藩传》对曾的结论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再例如《李鸿章传》,称“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结论中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

瞿秋白:

第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20年代头几年,即对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变动和洋务运动的本质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论述.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的基础上发生的.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宗法社会之束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外货倾销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出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场和工厂;侵略使农民破产,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这样外国资本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动,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从一开始就分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部分”.瞿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章徐文:

第三,章徐文中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反动立场所作的批评,我完全同意.但该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值得注意.该书肯定奕、文祥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萧一山:

第四,萧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换言之,即奕、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施复亮:

第五,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

吕振羽: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我个人认为: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正确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范文澜: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反革命”.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专制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蒋介石进行大规模_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蒋介石.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编辑本段新中国的史学界研究

50年代否定论: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60年代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个人看法:

当时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_”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新时期新论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学术研讨会:

次说新局面.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

编辑本段中国的现代化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④.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⑤,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⑥.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自行仿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机器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   洋务企业尽管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各企业内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但它们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再则,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其主导产业为钢铁、矿产、铁路和棉纺织业,即当时所谓“机器矿路”.这是符合工业发展本身的规律的.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例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⑩.这显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在性质上与军事工业相比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大量雇佣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资为主,所生产的产品计价出售,有明确的利润目的,进行的是商品生产.企业中很明显地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总之,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高科技带来的弊端”急需!

弊:

1:环境污染.这个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显眼的坏处.

2:物种灭绝加快.这是由环境污染和人类的捕杀所造成的.也属于科技发展的坏处.

3:人身安全越来越没保障.现在平均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犯罪行为发生.而其犯罪手段大多都与当下时新科技相关.尤其是枪械犯罪,更是让普通人民防不胜防.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与损失以远远不是以前可比.甚至有可能造成人类灭亡的命运.

4:人类身体素质大不如前.随着科技发展,气车,火车,飞机等各种交通工具的出现使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人类已经不再总是依赖自己的两条腿,因而现在的人类的身体素质和以前相比已经是不能相提并论.以前项羽"力拔山河气盖兮"在当今的社会已经是不可能再出现.而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则有可能使人的四肢萎缩,使人类出现一个新的形态.

5:各种新兴病菌不断出现,很多病菌的杀伤力已经远远超过以前的病菌的破坏力.这是由于医药科技的迅速发展加快了病毒的变种.以至于科技的发展速度已经跟不上病毒的变种速度.或许有一天人类会灭亡于某一场大的瘟疫

利:人类跨入21世纪,世界发生了多少惊人的变化。在人们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欣喜之余,又经历了更好的不安甚至灾难。除了对高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恐慌之外,战争和疾病似乎直接将人类带到了地狱之门。

2003年SARS的流行,包括对SARS的所有猜测,都直接和人们日益关注的全球问题相关联:生物安全。生物安全是对生物危害的检测、评价、监测、防范和治理的科学技术体系,是研究各种生物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应用已有的理论知识,技术、工程设计和设备等,防止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实验室和环境受到具有潜在传染性的物质和生物毒害物质的危害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生物安全问题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传染病的巨大危害

传染病包括人、动物、植物传染病,尤其是人类传染病是最重要的生物安全问题,传染病仍是全球死亡病因的首位,在我国,传染病仍然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SARS的流行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另外肝炎、结核、流感等传染病每年仍在全国部分地区、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流行或暴发

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的潜在威胁

20世纪整个国际社会为禁止生物武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进入21世纪,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却已大大增加,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仍在继续研制和发展生物武器,另外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以美国“炭疽事件”为标志的生物恐怖对国际安全已经构成了现实威胁。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是首位分离出冠状病毒,并发现冠状病毒变种是SARS病原的学者。SARS病毒属于RNA病毒,这种病毒的特性就是很容易与其他病毒基因进行重组,进而变成为新病毒。而且许多实验结果也显示,以这改变方式产生的新病毒,毒性会比亲代病毒更强。许多动物身上都可以找到冠状病毒,而这种病毒又很容易出现变种,极具危险性。因此,袁国勇认为SARS病毒很有潜质,成为除了天花以外制作生化武器的病原。

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

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人们在开发利用生物技术时,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安全问题。正如目前广受关注的各类转基因活生物体环境释放后对生物多样性所构成的危害。此外,基因工程药物、疫苗,转基因食品,基因治疗等都可能存在类似问题。生物技术的误用以及生物技术的非道德应用也可能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体细胞克隆人的研究使是突出一例。

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

从生物安全的角度来讲,外来物种的入侵、生物资源的流失有可能给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损害。转基因生物体环境释放对生物多样性带来很大威胁。

微生物学实验室的安全隐患

较其他理化实验室或其他各类实验室而言,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是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在其中工作的每一个人以及与其接触的周围环境,都存在很高的患有感染性疾病或影响身体健康的危险。微生物实验室管理上的疏漏和意外事故不仅可以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感染,也可造成环境污染和大面积人群感染。国内外实验室意外感染的事故并不少见,严重者不得不宰杀成千上万只实验动物,甚至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

目前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安全与和平的大命题。近年来,特别是美国“炭疽感染事件”后,生物安全问题备受国内外关注,生物安全术语也经常见诸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文件,见诸于各类媒体。SARS的全球流行无疑会使全世界各国更加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塑料的用量

与日俱增。1996年,我国的塑料包装用量达243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特别是城市、主要交通沿线、旅游景点的垃圾中塑料废弃物迅速增加。

据调查,北京的生活垃圾年产量已达300万吨,其中废塑料约占3%,年增

长率达48%。沿海地区城市的垃圾中塑料成分更高,达8-10%。这些废

塑料在垃圾中占的比例若以体积计算,已达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大大增加了

垃圾处理的难度和费用。

由于废塑料几百年都难以降解,若丢弃在自然环境中,会给蚊子、苍蝇和

细菌提供生存繁育的温床;若埋藏在地下,则容易污染地下水,妨碍植物根

系生长,破坏土壤品质,影响作物收成;若用火焚烧处理,将产生多种有毒气

体。“白色污染”已成为当前危害我国社会环境的一大公害,严重阻碍了我国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一次性餐具的年消费量约100亿只,主要为发泡塑料制品,要禁

止生产和销售使用这些量大面广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就要开发生产其替代

用品,绿色一次性餐具由此应运而生。有关专家认为,绿色一次性餐具的开发

与生产正在成为我国新兴的环保产业。

12月中旬,科技部会同国家经贸委、环保总局、铁道部联合召开了绿色一

次性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会上,记者采访了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

王志学以及几家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王志学说:目前我国开发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按原料种类,可分为纸

浆类、稻壳类、秸秆类和淀粉类。我国现有上百家企业生产纸制一次性餐具,

年生产能力约为30亿只。

纸餐具的原料生产过程中污染严重,成本较高,且本身强度及防水抗湿

性较差,因此,它的推广应用有较大的局限性,人们就自然把眼光投向了别

处,向科技要效益。如以稻壳为原料生产稻壳类餐具,我国现在有十几家这种

类型的企业,年生产能力约1.5亿只;秸秆类餐具以农作物的秸秆为主要

原料,我国目前也有十几个厂家,年生产能力达7500万只;淀粉类餐具以薯类

淀粉为主要原料,它的降解性好,回收后可做饲料。总而言之,国家对绿色一

次性餐具的研究与开发很重视,通过科技攻关、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发

展计划给予大力支持,不少企业的绿色一次性餐具的生产技术已比较成熟,具

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武汉远东绿世界集团公司就是以淀粉为原料,进行绿色一次性餐具科技攻

关和开发,经济效益初具端倪的公司。该公司总裁苏笑海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他原来在湖北轻工学院学的是工艺美术,1984年进武汉大学读的是哲学硕士

学位,后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欧洲的环境保护对他触动很大,就萌生了回国搞

环保产业的念头。苏笑海告诉记者:我学过工艺美术,是位唯美主义者,我今

天投身绿色餐具这样的环保事业,就是发端于我对美的最初认识;而美学的延

伸,说到底也是一种哲学。

在1992年至1996年间,远东绿世界公司开发的再生纸板一次性餐具和苇浆

模塑成型餐饮具由于科技含量较低等原因,生产规模一直未能扩大。1996年公

司派员考察了欧洲市场生物降解包装用品的技术情况,认为开发植物淀粉生产

全降解一次性餐具用品可能是消除“白色污染”的一种途径。1997年,由一批食

品、化学、机械专家组成,公司重点投资开发了全降解一次性餐饮用品,该项目

列入1997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他们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结合国内纸餐具的生产工艺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利

用国内资源丰富的红薯、玉米等淀粉为主要原料,代替了国外单一的价格较高的

土豆淀粉;在红薯淀粉原料中增加了20%的天然纤维,使餐饮具增加了明显的强

度,再运用食品膨化的加工技术使产品具有重量轻和柔软性;增加强度表面喷涂

处理及整形的设备,使生产出的餐饮用品具有防水、防油、耐热的功能等。苏笑

海做了个生动的比喻:就好比是建筑材料中的钢筋水泥,红薯淀粉是那水泥,而

切碎搅拌进去的各种干草和植物的根茎就是那钢筋,这样才能使餐具的强度明显

增强。

远东绿世界生产的以淀粉为原料的餐具产品,委托德国SGS机构参照国际食品

包装标准进行测试,盛装在摄氏100度的热水及热油二小时以上完全不变形,保

温性能优异。由于淀粉及添加剂均为天然植物原料,产品降解性能优异,经国家环

境测试中心测试表明,10天左右可降解90%以上,一个月内可以完全降解。

据介绍,由于该项目采用的是植物淀粉和植物纤维,成本较低,每一个有盖饭

盒成本为0.12元左右,无盖饭盒及碗、盘成本为0.07元左右,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目前,远东绿世界公司拟投资1.6亿元,兴建年产50亿双一次性筷子、35亿只各类

碗、盘、盒等产品的大型全降解绿色一次性餐具生产基地,项目达产后,每年可以

新增产值6.25亿元,新增利税约1.3亿元。基地的土建工程已于今年3月份动工,

已建成标准厂房2万平方米,如果后续资金能得到保证,预计1999年底即可达产.

苏笑海说:我们的科技优势是明显的,今后能创造的社会效益也是明显的:用淀粉

制作的一次性卫生筷子,其功能指标完全可以代替一次性木筷,仅此一项,每年即

可为国家节约木材资源近50万立方米;集团如果能达产,每年预计要使用20万吨

以上的红薯,加工成淀粉原料10万余吨,还可以使贫困地区10多万人口脱贫,促

进老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汕头绿恒实业有限公司从前几年开始,对稻壳制绿色一次性餐具进行开发,目

前也初步具备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能力,公司生产的稻壳制的一次性包装容器,特

别是提供超级市场使用的食品包装器皿等产品,已经开始试销日本、台湾、美国等

地。

绿恒公司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是将稻壳粉碎过筛,然后与几种可食性的有

机高分子粘接剂加水混合,再经冲压成型、烘干、喷涂等工艺,生产出不同形状的

盘、碗等器皿。

绿恒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纪晓鹏说:一次性餐具以稻壳为原料,不但在我国资

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它使用后可迅速在土壤里降解,可谓一举两得。

绿恒公司目前已有一条生产线在运营,其投资约为980万元,生产能力为40万

个餐具/天,目前达20万个餐具/天。年产值约为3600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约

一年半,投资利润约在30%左右,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已通过了广东省科委组织的

技术鉴定和食品卫生部门的检验。据介绍,该公司为了更好地将产品推向市场,规

模经营,拟在近期内成立集团性公司,并且要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以期使生产

线的自动化程度更高。

据科技部主持召开的绿色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介绍,1998年7月18日,温家

宝副总理在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要在一年内解决长江、太湖、

铁路沿线的“白色污染”,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加强管理,

禁止乱扔垃圾;二是停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三是尽快研制和批量生产替代

品。11月14日,李岚清副总理在第12次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也

提出发泡塑料餐具替代品的推广应用问题。看来,绿色一次性餐具已引起了中央领

导同志以及科技、环保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它作为一个新兴的环保产业,可谓

生而恰逢其时,现在,既需要我们能够攀登科学高峰的科技人员继续从事攻关和开

发,需要我们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家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开拓,也需要我

们有远见卓识的金融家、风险投资家慧眼识珠,给予绿色一次性餐具的产业化以足

够的资金投入。

我国从事绿色一次性餐具开发和产业化的企业大多目前生产规模较小,抗御风

浪的能力较弱,而且其中不少是民营企业,需要政府部门给予足够的产业政策上的

支持和引导,有个较好的开局,使这个新兴的绿色环保产业能得以健康、持续地发

展.

科技发展的弊端

技发展弊大于利

同学们、老师:

大家好!

如今的社会是一个科技发达的社会,科技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促进着社会的前进,更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砸破无知与落后,同时也能伤害到人类。一个又一个的事例向我们阐述了科技伤害人类的过程,因此我方认为:科技发展弊大于利。

首先,科技发展带来最大的弊端是:使我们的人身安全越来越没保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了迫使日本迅速投降,1945年8月6日8时15分,广岛市内投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铀弹,造成广岛市24.5万人中的20万人死伤,整个城市化为废墟。

1945年8月9日上午11时02分,继袭击广岛之后,美军对日本实施第二次原子弹袭击,目标是长崎。轰炸造成长崎市23万人口中的10万余人当日伤亡和失踪,城市60%的建筑物被毁。

广岛和长崎因原子弹轰炸造成的伤害遗留至今,幸存者饱受癌症、白血病和皮肤灼伤等辐射后遗症的折磨。截至2007年8月,据日本有关部门统计,广岛、长崎因受原子弹爆炸伤害而死亡的人数已分别超过25万和14万。当初研发了核武器,使科技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可现在,就是因为核武器,不少人失去生命、失去家庭。

无独有偶。科技发展带来的弊端二: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也在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课题之一。由于人们对工业高度发达的负面影响预料不够预防不利,导致了全球性的三大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

综合上述,科技发展的弊端已经深深伤害了我们人类,打破了社会稳定的发展。因此,我方认为:科技发展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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