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陷入困境的英国，能经得起立即减税吗？
经济陷入困境的英国，能经得起立即减税吗？
一件英国政坛上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原定7月19日举行的英国保守党内竞选党领袖的第三场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取消了。减税并不是保守党的最佳政策选择。因为减税基本上无助于低收入、甚至依赖社会福利的穷人。那么今天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一下英国经济的相关知识，我们一起看看吧!
减税，还是加税?这是个问题
作为英国中间偏右的政党，保守党似乎天生就是一个“低税党”，是否减税好像不应该是这个党争论的重大政策问题。
其实，经过几轮保守党议员的初选投票，剩下的几位候选人，并没有人明确主张不减税，仅有的区别是何时减税。
例如，特拉斯表示，如果她当上英国首相，搬进唐宁街十号的第一天就会开始减税。苏纳克则强调，英国应该先遏制通胀、削减开支，然后才能考虑减税。
但英国此时并非正常时期。此时的英国，正处于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之中，通胀高企，经济疲弱，在全国选民中，是否减税也成为一个非常敏感、争议很大的问题。与此同时，英国的左中右各种政治色彩的组织、媒体、智库、学者都在保守党候选人竞逐新领袖期间抛出了关于减税的各种主张、数据和论证。
7月7日，就在约翰逊辞职的那一天，英国政府的独立预测机构“预算责任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表示：“要使债务与GDP之比恢复到2020年3月疫情前稳定的75%水平，就需要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或两者兼有。”
7月13日，英国“预算责任委员会”(注意：不是前面提到的“预算责任办公室”)的成员之一大卫·迈尔斯表示，下一任英国首相将会有在不加剧通胀的前提下减税的空间。
“预算责任委员会”是根据英国《议会法》设立的，它的职责是提供对英国财政状况的独立和权威的分析。有趣的是，大卫·迈尔斯是2021年底由当时的财政大臣苏纳克提名，才得以进入这个只有三个人组成的“预算责任委员会”的。
7月14日，英国左派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公布了它的研究报告，认为英国减税无助于解决日趋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因为减税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原本就富裕的家庭。
7月18日，英国经济咨询公司“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表示，下一任英国首相将有足够的财政空间，为陷入困境的家庭和企业释放价值600亿英镑的减税。
然而，同样在7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分部负责人马克·弗拉纳根却警告说，英国此时举债减税，将会是一大错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英国的机构，弗拉纳根的上述观点也不代表英国左中右任何派别，应该相对客观。
弗拉纳根说，英国现在减税可能会让通货膨胀更加恶化，下一任英国首相最需要做的，其实应该是加税。
弗拉纳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你必须在某个时间节点做出决定：我们是不是要投资于气候转型?我们是不是要投资于数字化?我们是不是要投资于公民的技能?如果你确实想要做这些投资，那么，你就需要钱。而获取这笔钱的方法，就是提高税率。”
保守党一直都是“低税党”吗?
据称，导致7月19日的电视辩论会被取消的直接原因是：在7月17日举行的第二次电视辩论中，几位候选人就减税问题针锋相对，激烈争吵，尤其是苏纳克和特拉斯互相抨击对方的税务政策，用词非常激烈。
苏纳克批评特拉斯说，她暗示会通过额外的借债来支付她许诺的每年价值300亿英镑的减税，这实际上是在“搞社会主义”。
要知道，在英国保守党的语境中，“搞社会主义”大概就是最严厉、最致命的攻击用语了。
特拉斯则反唇相讥，指责苏纳克担任财相期间把英国的税收提高到了70年来最高水平，这会“阻碍经济增长”。
要知道，在保守党内的自由派人士基本上被完全肃清、“小政府、低税收”的信条几乎被抬到党内意识形态神坛之上的今天，“加税”和“阻碍经济增长”也是杀伤性很大的指控。
大概正是因为这些火药味颇浓的互相攻击可能会破坏保守党“党内团结”的假象、可能会损害保守党在两年后大选中的胜选机会，所以保守党议员们匆忙叫停了原定7月19日举行的第三次电视辩论。
如果以在历次大选中胜出的次数来计算，那么，英国保守党可谓是英国甚至世界近现代史上最为成功的政党。
在上个世纪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里，英国保守党一直都在参与政府，其中的57年则是执政党。
保守党曾经与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自由统一党组成联盟，后来两党又合并在一起。再后来，其他的一些自由党人脱离了本党，或者加入了工党，或者加入了保守党。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党成为一个更受自由党人而非旧的“托利党”人主导的政党。丘吉尔曾是自由党人，麦克米伦在大学时是自由主义者，撒切尔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而梅杰也许是历任保守党领袖中最为自由派的一个。
我是在上个世纪末来到英国的。我在英国工作和生活的这24年中，保守党和工党各自执政了12年。
前12年执政的工党，其实并非传统的老左派政党，而是所谓的“新工党”，其领袖兼英国首相布莱尔所执行的政策，更偏中间，但在传统左派看来，则是中间偏右，也难怪全球右派政党的偶像——撒切尔夫人，甚至把布莱尔视为自己的精神继承人。
为了与“新工党”竞争，在野的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也努力向中间靠拢，其政策，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看，都颇有“新保守党”或自由派的色彩。2010年大选，保守党拿到了最多的议席，但未占议会多数席位，不足以单独执政，不得不与中间派政党、老自由党的“传人”——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其政策自然更不能过分偏右。
2015年大选，保守党赢得了议会多数议席，可以单独执政了，但随后的退欧辩论、拉票和公投，则让保守党分裂，公投后保守党不断的内斗，导致党内留欧派、自由派逐渐被边缘化，约翰逊当选保守党领袖并带领该党在2019年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也宣告了党内右翼的彻底胜利和党内自由派的彻底出局。
自2016年退欧公投以来的这六年中，我们看到的是，保守党回归到了纯粹的保守主义，是传统的极端富人和排外穷人的联盟，与民粹主义非常相似。
鉴于上述英国保守党错综复杂的历史，该党与古典自由主义种种理念的关系，也并非是一种人神合一的关系，换句话说，尽管英国保守党如今可能把“小政府、低税收”的信条抬上了意识形态的神坛，但从它数百年的执政实践来看，它并非一直都是言行一致的“低税党”。
约翰逊的精神遗产
当然，在特定时候、特定情况下，减税是应对某些经济困境的正确抉择，但减税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即使站在保守党的立场上来看，当前英国的税收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可能也比整体的税收水平更为重要。
更不用提今天英国通胀飙升、经济疲弱、生活成本危机让许多底层百姓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仅仅出于在两年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的自私考虑，减税也不是保守党的最佳政策选择，因为减税只能帮助那些相对富裕的家庭，也就是传统的保守党选民，但基本上无助于那些低收入、甚至依赖社会福利的穷人，而这些穷人中有很多人就是2019年把选票投给保守党、让保守党赢得32年来最大多数议席的选民。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英国面临的许多挑战有着非常深的根源：自从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经济增长就落后于许多竞争对手。
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的经济学家托斯滕·贝尔认为，从那时起，英国的落后“扩大了不平等”。
贝尔举例说，如今法国最贫穷家庭的生活水平，比英国最贫穷的家庭高25%，这意味着英国贫穷家庭应对当前生活成本危机冲击的弹性更低。
英国法通保险集团(Legal & General)首席执行官奈杰尔·威尔逊认为，解决英国长期经济表现不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增加投资：增加技能投资、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
威尔逊的观点，恰好与弗拉纳根的观点不约而同。
弗拉纳根认为，英国应该增加对那些致力于经济长期繁荣的项目的投资——这可能需要加税，而非减税。
弗拉纳根说：“相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其他国家，英国的税率确实低于平均水平。你不能既要高增长，又要低税收。”
最后这句话，弗拉纳根的英文原话是：You can't have it both ways，似乎是在暗讽不久前辞去英国保守党领袖的约翰逊。
六年前，在英国退欧公投的拉票活动中，约翰逊有一句让他“闻名于世”的话：My policy on cake is pro having it and pro eating it(我的蛋糕政策是既保留蛋糕，又吃掉蛋糕)。英文有一句谚语：You can’t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你不能既保留蛋糕，又吃掉蛋糕)，类似中文谚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约翰逊则反其道而行之，既想享受离开欧盟的新自由，又想保留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老福利，他因此为英语词典贡献了一个新词：Cakeism(蛋糕主义)。
如今，约翰逊辞职走人了，但想接替他的保守党新领袖竞逐者们，似乎继承了他的精神遗产——蛋糕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