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十大最富裕城市中国占三席,纽约成全球最富裕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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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十大最富裕城市中国占三席,另有三个城市进入前50名

4月19日消息,据海外媒体报道,近日,国际投资移民公司Henley&Partners与环球财富情报公司新世界财富 (New Worldwealth)于周二联合发布了《2023年世界最富裕城市报告》。

就百万富翁的数量而言,美国和中国的城市在全球10大最富裕城市排名中占据主导地位,各占三个席位,其中,有34万名百万富翁的纽约成全球最富裕城市,而三藩市(旧金山湾区)和洛杉矶分列富翁榜单的第三位和第六位。

至于入选的中国三座城市,分别为香港、北京和上海,位列第7/8/9名,报告称,北京和上海在过去19年的排名均有所攀升,不过香港则从2012年的第四位跌至目前的第七位。

回到整个榜单中,第二名为日本东京,它也曾位列榜首;英国伦敦跌至第四,要知道它多年以来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看来英雄也有没落时;新加坡排名第五,无愧于世界上对商业最友好的城市之称。

至于其他城市的排名和具体情况,这里就不再展开说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图了解。

中国“富裕家庭”一年增加10万户,集中在这些城市

日前,胡润研究院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518万户,比上年增加10万户,增长率为2.1%。胡润财富报告包括“4X2”,即分为四个资产阶段:600万人民币“富裕家庭”,千万人民币“高净值家庭”,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家庭”,3000万美元“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每个阶段又分总财富和可投资资产,并且覆盖中国近100个省市。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2021年,中国富裕家庭数量增加10万户,增长率2%,其中增加最多的是上海、北京、广东和浙江,占全国增加总数的六成。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房地产市场的推动,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房住不炒’政策之下,国内房地产市场整体发展步伐放缓,但豪宅市场火热。单价15万元以上的豪宅成交量翻了一倍,分布在上海、苏州、北京、深圳和广州。另一方面,国内股市也带动了富裕家庭数量的增长。疫情冲击、美联储加息、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对于金融投资来说压力较大,然而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还是上涨了5%和3%,创业板上涨了12%。”

分城市看,中国富裕家庭最集中的前30名城市,占全国富裕家庭总数的68%。北京全国第一,在前30名城市中,其他北方城市还有天津、大连、青岛、徐州和沈阳。目前中国高净值家庭最集中的城市呈现“3+2+2”格局,前三大是北京、上海和香港,其次是深圳和广州,再次是杭州和宁波。报告显示,除港澳台之外,中国内地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416万户,比上年增加9万户,增长率为2.2%。其中,拥有600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150万户。

全球GDP10强城市:纽约位居第一

根据GDP总量的高低,2022年全球GDP10强城市,依次为纽约(75784亿元)、东京(59892亿元)、洛杉矶(56128亿元)、巴黎(48974亿元)、伦敦(48063亿元)、上海(44653亿元)、北京(41611亿元)、旧金山(38364亿元)、莫斯科(38058亿元)、深圳(32388亿元)。

2023年中国GDP预期目标增长5%左右

回顾了过去五年和十年的宏观数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121万亿元,五年年均增长5.2%,十年增加近70万亿元、年均增长6.2%,在高基数基础上实现了中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和宏观政策具有风向标意义,它关乎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发展,更关乎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精神的开局之年,来自上海的代表委员从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了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

结构质量重于单纯速度

过去十年经济平均增速6.2%,使得中国纵然历经风雨,仍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

“今年设定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有信心能够实现的。”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分析说,经济指标要置于历史维度进行分析,去年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疫情等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仍然实现了3%的增长,从五年、十年平均增速看,成绩来之不易。

“中国经济规模已达到121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但在规模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邵志清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次报告披露,过去五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0.6%、7.9%。“把这个数据和GDP数据进行比较,就能看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含金量非常高,未来发展的基础也非常扎实。”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权衡分析说,设定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也非常有利于提振信心、稳定预期。“在庞大的基数上,过度强调高速增长是不太科学的,经济增长要注重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5%的增速,考虑了与中长期目标的衔接,考虑了国内外的发展环境,也考虑了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和阶段性的新特点。”

权衡分析说,中国经济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三新一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高质量发展是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理论中没有的概念,这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规模体量达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相对于增长速度,我们更要注重结构的调整、效率的提升、城乡及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更为重要。”

权衡认为,过去五年和十年的经济增速,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优势、潜力和韧性。从中国经济现状看,疫情进入“乙类乙管”的常态化防控阶段,经济复苏增长已经出现了清晰信号;从世界经济视角看,今年发达经济体总体处于增速放缓和通货膨胀并存状态,中国经济将展现出快速恢复、持续复苏的态势,世界各国对此充满期待;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主线看,我们正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新技术、寻找新动能、布局新赛道,在科技革命引领下,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的结构、形态、功能正发生重构性变化。“我们应该理性认识,充满信心。”

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

今年的报告明确,要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权衡认为,宏观政策的相互配套性、协调性、衔接性,不仅影响着政策实施效果,更影响着企业群众的预期。比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简单以稳增长为目标,而要更加关注对微观主体的感受度,从提升各类企业的获得感出发,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环境。稳住了微观主体,就稳住了投资、稳住了就业、稳住了收入,居民消费也有了保障。

“配套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要更加精准,让短期的政策、长期的政策,总量的政策、结构的政策,形成配套的协同效应,避免‘单打一’。这样可以改善企业群众的感受度,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他说。

邵志清观察到,近年来,中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今年更强调“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今年的赤字率拟按3%安排,略高于去年的2.8%,这意味着,在保持政策一贯“积极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力度。

“本届政府任期即将结束。报告对今年工作的建议,总体上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令他感触颇深的是,平时开展调研过程中发现,不少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很担心政策变化多、幅度大。多位来自企业界的代表委员坦言,如果政策缺乏稳定性,甚至相互冲突、“互相打架”,市场主体就无所适从,不敢投资,也不敢作为。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不断提升,政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更加注重系统化,即从原来的单点突破,到现在更注重改革集成效应。”邵志清说,这种系统性体现在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上,比如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协调,以及科技、产业、民生等各方面政策之间的协调。这种系统性也体现在速度与规模结构的协调性上,体现在不同区域间的协调性上。

营造敢干敢闯敢投环境

从今年重点工作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等位居前列。其共同点都是促进投资,而优化营商环境是促进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关键之举。

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注意到,过去五年,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比制度建立之初压减64%,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大幅压缩,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大幅压减,企业开办时间只需4个工作日,90%以上的政务服务实现网上可办……“这些数据令人印象深刻。没有关键环节的深化改革,就难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绩。”

邵志清提出,深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放管服”还要进一步往深里走。原先的“放管服”改革更多从企业市民办事便利化开始,现在要更注重制度供给,比如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到对不同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推进政府锐意改革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社会氛围也左右着人们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权衡特别关注到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激励与约束的关系。“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大力营造充满活力而不失规则的社会活力;要提高激励与约束的对称性,让激励与约束相匹配,从而营造鼓励创造创新的社会氛围。”

他呼吁,要让市场主体、干部群众都能有更多激励、有更大动力,大胆干、放心干,愿意投、敢于投,形成全社会朝着中国式现代化前进的新的干劲、新的热潮。这对促进全社会积极创新、敢于创造是十分有利的,对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之路也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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